東 風 窗

2017年第1期（總第132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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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職業技術學院附屬中學    二O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

各年級部、教互研組、全體老師：

     2016年底的李炳亭受賄事件，使杜郎口中學備受爭議，我校一些教師也對高效課堂改革心存疑慮，產生動搖。本期刊登李鎮西的文章“沒有‘神話’，談何‘破滅’？”，請大家學習，以對教育教學改革有更加深刻的認識，從而堅定信心，統一思想，不斷推進我校的教育教學改革。

編  者

沒有“神話”，談何“破滅”？

□李鎮西

本文1月3日就寫好了，但一直沒有推出。我很謹慎，反復核實數據和事實。我的評價也許做不到精準，但至少事實一定要真實。我所寫所思都源于我親自采訪調研或親眼所見，盡量做到理性、客觀、真實，而絕不根據道聽途說妄下判斷。希望對大家有所參考。我從沒想過要“說服”所有人，大家可以討論和爭鳴。我只是我希望討論者和爭鳴者也能理性平和，尊重事實。我也不認為我說的就是“絕對真理”，但通過正常的學術討論，我們會更接近真理。

歡迎轉發，以讓更多的人參與討論。

一

     大概是2000年前后，針對當時一些人對杜郎口中學的誤解或非議，我寫過一系列文章為這所農村中學的改革辯護，后來還出了一本書，書名就叫《善待杜郎口》。今天，我依然要說：“請善待杜郎口！”

     前不久，《中國教師報》原記者李炳亭“出事”了，我看了網上不斷被刷屏的北京電視臺關于李炳亭出庭受審的視頻，于是杜郎口中學的話題又熱了起來。因為在一些人的眼里，李炳亭是和杜郎口中學捆綁在一起的，有人甚至認為“高效課堂”是李炳亭“一手打造”的，還給他一個“課改之父”的頭銜（我還是第一次聽說）。既然李炳亭被抓了，那杜郎口中學自然就“完蛋”了——有些人的思維就這么簡單。于是，“神話破滅了”“騙局戳穿了”等說法喧囂一時。我一直認為，不能把一個人和一家報紙等同起來，不能把一個人和一個學校等同起來，也不能把一個人和一個教學模式等同起來。這種“等同”的確是一種簡單化的思維。

     當然，一些朋友現在有這種簡單化的思維和李炳亭是有直接關系的。對于李炳亭，我不能因為他現在“出事”了，就諱言他是我的朋友，或者趕緊和他“撇清關系”。他現在觸犯了法律，咎由自取，自有法律處理他。同樣，許多與李炳亭相關的“經濟犯罪”，是事實還是傳聞，一切最后都應該由司法機關說了算。我們應該尊重法律，我們沒有理由離開法律憑想象去演繹一些聳人聽聞的“情節”。

     李炳亭為人豪爽、仗義，工作起來很拼命，但他有時候思想偏激、思維極端，無論貶人還是夸人，說話都特別“狠”。我和他是在網上認識的，當時我主持“教育在線”論壇，他在上面罵了不少人，而且罵得特別刻薄、特別傷人自尊，尤其是傷害了許多善良純樸的一線教師；幸好他對我還比較客氣。當時我就勸他，別罵人，有話好好說。同樣，他夸起人來也沒上限，語言特別夸張。因為他有這個特點，所以在宣傳杜郎口中學時，自然就有許多離譜的話。我曾經在開會時當面表示過，對他的一些說法“不敢茍同”，比如“杜郎口中學的課堂改革是中國課堂教學改革的元年”等等。我在七年前公開發表的文章中，不只一次對李炳亭的一些說法提出質疑。這些文字現在都可以查到。

     盡管李炳亭曾經是杜郎口中學最積極的宣傳鼓吹者，但他畢竟不等于杜郎口中學。杜郎口中學既不是他說的那么“神圣”，也不是現在一些人說的那么不堪。無論是以前不著邊際地把杜郎口中學吹上天也好，還是現在咬牙切齒地說杜郎口中學的改革“其實是一場騙局”也罷，杜郎口中學從容淡定，不驚不詫，就在那里真實地存在著。

二

拋開李炳亭不論，關于杜郎口中學的課堂改革，從他聲名鵲起之始就一直有著激烈的爭議，就像現在人們對北京十一學校的爭議一樣。這很正常。我就是在杜郎口中學備受爭議的時候，三次去了杜郎口中學考察，還進行了暗訪。針對外界關于他們“晚上補課，白天演戲”的傳言，我還專門看了他們的晚自習。我因此得出結論：杜郎口中學的課堂改革是真實的，是符合該校實際的，他們的成果是顯著的，崔其升和他的同事們的拼搏精神和改革勇氣是值得敬佩的；但其經驗并非“放之四海而皆準”——杜郎口中學的具體做法是和他們地區、他們學校、他們學生的實際情況相適應的，如果其他學校也有相同或類似的“實際情況”，當然可以學，但杜郎口中學很難也不應該如“農業學大寨”一樣強行推廣。

     我當時這樣寫道：“如果我們的教師專業水平不太理想，同時我們的學生整體素質太不理想，而我們又想讓教師的專業水平和學生的整體素質都得以提高，那么，借鑒杜郎口中學的課堂模式應該是不錯的選擇之一（注意是“之一”）。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，如果教師人人都是學識淵博、技藝精湛，學生個個都聰明絕頂、能力超強，那完全不用學杜郎口中學——這樣的老師，這樣的學生，怎么上課都行，教學質量肯定都非常棒！”

     我當時還說——

     杜郎口中學成功的秘訣在于，他們選擇了最可能也最容易改變的因素——課堂教學方式。通常情況下，我們無法改變統編教材，無法改變考試制度，也無法短時期內改變教師的素質，更不可能改變生源狀況，剩下的就只有課堂教學方式了——這是我們唯一能夠改變的。杜郎口中學正是從這里入手，開始了轟轟烈烈又扎扎實實的改革！

所謂“三三六”之類，是專家們的提煉，而杜郎口中學的老師們最初的想法沒那么“深刻”和“復雜”，他們無非就是遵循常識而已。讓學生學會學習，并不停地講，教學質量自然提升。最好的學習，就是給別人講，這是個常識。這個常識很深刻，也很樸素。多年來我們把這個常識給忘記了，不停地給學生講，卻不讓學生講。于是，知識在我們教師頭腦里記得越來越深刻，學生卻什么都沒記住。杜郎口中學的老師們相信了這個常識，并利用了這個常識，讓學生在課堂上不停地給別人講，成績當然就提升了。就這么簡單。

     這么多年過去了，今天我依然堅持這個評價。

三

不過，我當時也指出，學習杜郎口中學的目的，決不是要克隆出一批“杜郎口”。且不說是否真能夠克隆，即使成功地克隆了，這對被克隆的學校未必是一件好事，對中國教育更不是一件幸事！但問題在于，當初許多地區和學校在學杜郎口中學的時候，恰恰是不顧所在地區和學校的特點，簡單化地“一刀切”“強行推廣”，正是希望“不走樣”地復制出一批“杜郎口中學”——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李炳亭“夸張宣傳”的誤導所致，所以引起了很多老師的反感。因此，他們現在“聽說”杜郎口中學“終于坍塌了”便特別“舒心”，特別“解恨”。但當初學杜郎口中學的時候，原本就沒有與本校的實際結合，只是簡單地生搬硬套，怎么能夠反過來罵杜郎口中學“騙人”呢？東施效顰的后果只能由東施自己承擔，怪不得西施。

     作為一所新建學校，我所在的武侯實驗中學從建校之初起，就一直在學習包括洋思中學、東廬中學、杜郎口中學等學校的課堂改革經驗。我還請崔其升到我校做過報告，也帶領過我校老師前去杜郎口中學實地考察觀摩。然而，博采眾家之長，終究還得結合自己的情況予以消化，實現“創造性轉換”。杜郎口中學課堂模式的精髓，是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，這個原則是“普世”的，但這一原則的呈現方式則應該因校而異，因師而異，因生而異，因科而異。比如，所謂“因科而異”就是根據不同的學科采用不同的教學方式體現“學生主體”的教學理念。我有感于現在所有學科都必須遵守同一的流程、步驟，便經常對我校行政班子和老師說，要探索如何在不同學科的課堂上呈現出課堂改革的基本理念，應該在堅持民主、平等、尊重、自主等理念的前提下，讓不同的學科根據自己的特點以不同的方式呈現這些理念。比如，把學科大體分為人文類（比如語文），知識類（比如數學），技能類（比如體育），綜合類（比如外語）……這些不同類型的課應該有著自己富有個性的操作流程，同時又緊扣“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”這個根本理念。

四

記得楊東平先生曾經問過我：“你覺得杜郎口中學的教學模式是不是適合于所有學校？”我說，不，杜郎口中學的課堂形式往往只適合于和杜郎口中學相類似的學校，比如生源總體上不太好，教師的專業素質相對不太理想，學校地處城郊或者就是農村學校；而城市重點中學尤其是名校，則不適合學杜郎口中學，一來，這些學校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而有效的教育教學傳統，沒必要對課堂教學方式“大動干戈”；二來，這些學校的老師專業素養都很高，肚子里有貨，而且很能講，那就還是以教師講授為主比較好，不用強行規定教師的教學方法，任他們自由而個性化地教學即可，有學問的老師哪怕偶爾“滿堂灌”都不要緊，因為他們的每一句話都可能點燃學生的思維，都為學生課后的學習開辟了廣闊的天地；三來生源好，學生素質很高，自學能力強，課后一般都能在老師的引導下自己獲取知識。但是，對很多普通中學來說，教師很敬業，但專業素養相對欠缺，尤其是學養不夠，因此，有必要在課堂教學上有相應的規范，包括教學模式的統一。

崔其升校長說，最初他萌發讓學生上講臺的原因，是他聽課時孩子的一句話：“老師講得這么差，還不如我自己學呢！”崔校長干脆就讓學生們自己學甚至自己講。就這么簡單。試想一下，如果對于學養和專業素養相對薄弱的老師，也“任其自由發揮”地上課，結果會怎樣？我估計，至少起碼的教學質量是難以保證的。實踐已經證明，杜郎口中學采用他們的模式教學極大地提高了教學質量，創造了教育的奇跡。這是不爭的事實，杜郎口中學的每一個畢業生和他們的家長都可以證明。

五

但是，從2014年起，杜郎口中學放棄了最初的“三三六”課堂模式，不再限定教師在課堂上只能講五分鐘，而是讓教師在課堂上有更多的自主權。于是，我聽到了一些人的評論：“崔其升不得不放棄‘三三六’課堂模式，這宣告了杜郎口中學課堂改革的失��！”正如當初許多人質疑杜郎口中學時他們沒有一句“反駁”一樣，這次我也沒有聽到杜郎口中學發聲。他們用實實在在的“做”，來回答各種聲音。

現在杜郎口中學的課堂上，依然體現著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，教師作為學習共同體的一員，承擔著組織者、點撥者和分享者的角色——組織孩子們在課堂上自主學習；點撥學生的疑難困惑，當學生遇到困難、遇到邁不過去的坎兒的時候，老師做一個點撥；和孩子們一起分享自己的學習收獲，老師自己有靈感，有超越學生的地方，分享給大家。至于教師在課堂上講不講，講多少，講多久，完全讓學生根據課堂情況自己決定。崔其升校長對我說：“以前之所以要搞‘三三六’模式，要限制教師講的時間，是因為那時候老師們普遍無視讓學生學習的主體地位，“一講到底”“滿堂灌”簡直根深蒂固，所以我們不得不采用嚴格的模式強迫教師少講。經過幾年的努力，老師們通過‘三三六’模式不但已經完全轉變了觀念，而且也完全適應并習慣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課堂方式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便把教學自由還給了教師。”

     原來如此。從“三三六”模式的限制，到后來“三個角色”的放開，這是杜郎口中學課堂改革的不同階段，恰恰是推進與發展，怎么能說是“失敗”呢？又是幾年過去了，杜郎口中學的教學質量依然在當地名列前茅。杜郎口中學的老師們再次用行動為自己贏得了尊嚴。

六

在我寫這篇文章之前，采訪了一位內蒙古的老師，她叫李翠云，是內蒙古烏蘭察布市集寧新世紀中學的老師，目前在杜郎口中學掛職鍛煉已經兩個月，并兼任八年級一個班的英語課。我從她那里了解杜郎口中學的現狀。

     李翠云老師這樣給我介紹她看到的杜郎口中學的課堂形式——

     從杜郎口中學最早的“三三六”教學模式，我們才知道，原來課堂也可以這樣的，學生分組學習討論，沒有講桌，教師成為學生中的一員，而學生是課堂的主人，這種模式打破傳統，給了學生更多的學習的自由選擇，也給了他們更多的自信。         

如今，杜郎口中學的課堂依然在不斷摸索，不斷改進。通過一個多月的學習和實踐，感受到現在杜郎口的課堂在繼續注重對學、群學和關注學生展示高標的基礎上，更加注重實效性，由此，課堂不再拘泥于模式，而是根據課堂需求，教師隨時引導和點撥。常態課課堂流程是這樣的：學生板書→ 曬誤臺全班剖析→ 分配任務小組交流→ 小組展示分享成果→ 多種形式進行反饋(幫扶小對子互查，教師回訪，組長換小組針對重點同學進行抽查，板面前出題檢測，紙面上進行筆頭沉淀)→ 達標反饋(分層)→ 課后反思。加強了小對子的幫扶，更有針對性；老師回訪，也是回訪對子，因此小對子利用得非常充分，效果也很明顯。教師根據學生提出的問題及自己備課過程中確定的重點，進行學案的設計。學案可以采用板塊式設計，如文本探究（結合文章內容設計不同形式的問題）、詞性區分、易錯預設等。以上部分學習環節可以融合在一起。

     杜郎口的教師注重課堂效率，因此他們積極思考，努力改進，一小部分老師正在探索立體式課堂，即讓整個課堂轉起來，避免了由于班級人數多、程度參差不齊、小組學習也不能關注到每一個學生，學習效果更有提升。把所有的課堂任務分別進行，因此整節課學生是忙而有序的，有的在展示，有的在上板，有的在抽測，每一個任務參加的學生基數變小，因此質量提升。讓學生整節課忙碌而有收獲，這樣的課堂值得借鑒。

七

     讓李翠云老師感動的，不僅僅是杜郎口中學的課堂。“在朝鮮的每一天，我都被一些東西感動著；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，在放縱奔流著；我想把一切東西都告訴給我祖國的朋友們。”——《誰是最可愛的人》中這幾句著名的話所表達的情感，完全適合李翠云老師。她一邊學習一邊感動，夾敘夾議地寫下了一萬三千余字的學習感悟。她真誠地想把她看到的“好教師認真敬業、積極奉獻、好課堂善于思考、蓬勃活力、好集體團結一致、上下一心”的真實做法告訴更多的人，她還結合她所在的學校的改革進行了思考。請讓我摘錄一些片段——

當我第一次作為杜郎口中學的一員站在臺上參加反思會時，才真正近距離感受到他們發自內心的蓬勃向上的力量，文本背誦你爭我搶，熱身舞激情澎湃，同樣的背誦，我們被動為之，他們是發自內心地想去展示自己、鍛煉自己、提高自己，同樣的舞蹈，他們發自內心的喜歡，認為是鍛煉、是放松、更是展示學校最好的精神面貌，而我們是完成任務，沒有跳出舞曲原本應有的動感激情和熱情。在這里，老師們每一個動作都是認真、有力、到位的，不是輕描淡寫，更不是敷衍了事。

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我們和杜郎口中學的不同，做同一件事，我們只是去做了，并沒有全力以赴，更沒有做到極致，而杜郎口中學卻團結一致全身心投入地去做，并且一直堅持，不斷改進，直到做到最好的狀態，并使之成為常態，這就是差別。

     在這里，掃地、掃環境區同樣掃到極致，一塵不染，擦板就擦到明亮，包括食堂餐桌的潔凈，決不會有一絲污漬，沒有差不多，沒有將就，只有保持規格，從上到下，從學生到老師到領導，從保潔到門衛到食堂人員，形成習慣，形成整體氛圍，一種積極向上，不服輸的精神，要做就努力做到最好！這就是杜郎口中學做人的品格和責任心！更是杜郎口中學生生不息的正能量！

 ……

     以上只是李翠云老師長長文章中的一些片段。比起那些從沒到過杜郎口中學的人做出的種種“斷言”，上面的每一個字都是她根據自己親眼所見而寫成。

而杜郎口中學教師這種“做人的品格和責任心”，才是杜郎口中學的精髓。但是，恕我直言，杜郎口中學老師們的這種品格和責任心，恰恰是許多人學不會甚至不愿學的。

不學這個，而孤立地去學“課堂模式”，自然是揀了芝麻丟了西瓜，當然學不像，卻反過來說別人是“騙人的”，這怪誰？

八

當有人在說“杜郎口中學破滅了”的時候，崔其升校長卻對我說：“杜郎口中學比過去更好了！‘好’的主要標志，不僅僅是教學質量，更主要的是老師和學生的精神面貌。”他說，老師們對自己的要求更加嚴格，自我反思更加自覺，超越個人名利，一心為教育；現在學生在課堂上的投入比過去更加主動，課堂探究的欲望更強烈。“所以，盡管我們每年新生在小學畢業測試排名全縣15個單位中，連年倒數。但三年后的中考成績，我們連續名列前茅。”崔其升校長自豪地對我說。

     在不少學校，一旦“成名”便有了“名校效應”，許多外地“優質生源”便源源不斷，這就是所謂“優化生源”。但杜郎口中學卻無法“優化生源”，崔校長說：“沒法優化，我們是農村學校嘛！我們的學生全部都是小學畢業生，全部入學，義務教育。沒有擇校生，全部是本鄉鎮的孩子。”

     多年前，有人曾經問我：“你認為現在有不靠優化生源而取得優異教育成就的學校嗎？”我回答：“當然有！比如杜郎口中學！”這也是我敬佩崔其升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一不挖優生，二不攆差生，踏踏實實地搞課堂改革，從最后一名抓起，十年磨一劍，終于成為全國教育改革的典型。而且成名之后，該校由于地處偏僻，生活條件很差，到現在都還沒有像有的名校“一炮打響”之后優秀生源云集的壯觀場面，也就是說，至今他們依然沒有“優化生源”，依然教著當地農民的孩子，而且依然一年一年地成績斐然。這樣的名校，我服！

     我想到，前幾年杜郎口中學門庭若市，前去學習的老師絡繹不絕，有時候甚至每天都有好幾百人�，F在當然沒有過去那么“喧囂”了，但學校也從來都沒有被冷落過，因為參觀者從來就沒有間斷過，每天依然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老師。

九

      說到現在外界對杜郎口中學的負面評價時，李翠云老師說：“說這些話的，大多不了解杜郎口中學。”是的，很多人連杜郎口中學都沒去過，依據道聽途說，就想當然地做出各種斷定。如果親自來到杜郎口中學，全天候深入了解這所學校，深入他們的課堂，深入接觸每一個老師和孩子，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人就會覺得，杜郎口中學是真的，決不是假的；他們的課堂改革依然紅紅火火，繼續在推進，在深化。杜郎口中學不存在所謂“神話破滅”——沒有“神話”，談何“破滅”？

     對于外界“杜郎口中學晚上都要加班加點補課，由老師講，白天讓學生講，所以很假”的傳聞，李翠云老師說：“沒有的。杜郎口中學真正做到了學生‘零’作業，因為所有問題都在課堂解決了。學生的晚自習就是預習，老師當然也要輔導，但決不是一般人認為的那種補課。”杜郎口中學其實是透明的，因為隨時都有外校老師參觀，許多人就住在學校，如果真的晚上“加班補課”，那誰都看得見，想隱瞞也不可能。

     北京師范大學《中國教師》雜志社優質教育研究院的田院長研究杜郎口中學已經很久了。田教授認為，杜郎口課堂的根本是教師的“兩背”和師生的“三全”。所謂“兩背”，第一背是背誦學生發展核心素養，這是中國教育的最高專家制定的最高政策，是指向性的；第二背就是背誦所教知識內容以及知識框架梳理，所有的知識點都要內化之后背誦。所謂“三全”是“全力以赴”，“全員參與”，“全程參與”，所有的教學活動，師生都以“三全”保證了教學的高質量。估計有些人聽到這些，又會批評杜郎口中學教學生“死記硬背”了。對此我只想說，作為掌握知識的一個環節，“死記硬背”有什么錯？

十

我當校長期間，曾專門在2012年12月16日的《中國教育報》上發表文章，題目是《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謝絕參觀》（發表時編輯將題目改為《寧靜地辦學》），明確表示武侯實驗中學追求寧靜辦學，不接待參觀者。但我不反對別的學校這樣做。因為各個學校情況不一樣，比如杜郎口中學。崔其升校長受人病垢的地方之一，便是學校成名后“商業化氣息很濃”，收參觀學習者的門票，還有高額的培訓費，等等。我想關鍵不在于是否收門票，而在于此舉是否違規違法？這最好由紀檢或司法部門進行調查，如果違規違法，自有相關的行政或司法處置。如果沒有違規違法，那無論我們如何“見不慣”也沒辦法。何況一所偏僻的農村中學能夠辦得來哪怕有高額門票，參觀者也源源不斷，這不正是成功的標志之一嗎？

     杜郎口中學當然有其不足。那天就有網友對我說，他去杜郎口中學，學生進進出出，根本不給他問好。這當然是遺憾，不過我想，杜郎口中學這么多年來每天都有人參觀學習，可能孩子們已經見慣不驚了。不過，杜郎口中學的不足還不僅僅是這個。比如有學者指出，杜郎口中學的教育教學改革更多的還是“知識本位”；又如，其學校管理方式相對還比較傳統，離現代管理理念還有距離；再如，無論教師還是學生，他們的知識結構似乎相對還比較單一，文化視野還不夠開闊……雖然我覺得對一所農村學校來說，這些評價可能有些“苛刻”，但一所知名學校的改革既然引領著中國教育發展的方向，那么我們對杜郎口中學有更多、更高的期待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     曾經有人問我：“你怎么看待杜郎口中學和北京十一學校的改革？”我當時以略帶調侃因而不那么嚴謹的口吻說：“杜郎口中學是初級版的北京十一學校，北京十一學校是高級版的杜郎口中學。”我知道，我這樣說可能會讓人感到“這是哪兒跟哪兒呀”，感到有點“無厘頭”。其實，我這樣說，無非是表達了我對這兩所充滿爭議的學校的改革精神的理解——雖然這兩所學校的課程、課堂和教法，包括教師的情況等因素都完全不同，但是，第一，他們在“尊重學生”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；第二，他們在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采用最適合的教育教學方式上，是完全一致的。地處山東省聊城市茌平縣的杜郎口中學，條件比較艱苦、簡陋，農村學生基礎也不太理想，可崔其升的改革依然體現了李希貴“以人為本”的理念，所以我說它是“初級版的十一學校”；地處京城的十一學校，在許多方面都有著更加得天獨厚的條件，有著更加理想的教育改革平臺，于是李希貴的教育改革更大膽、更全面、更有突破性，但理念依然和崔其升的想法一樣樸素而符合常識：“以人為本”，所以我說它是“高級版的杜郎口中學”。

     當年紅軍在長征途中艱難跋涉時，遠在上海的魯迅寫下這樣的文字：“那切切實實，足踏在地上，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，我得引為同志，是自以為光榮的。”我想借用魯迅當時的情懷以及這段話，并改動幾個字，表達對山東杜郎口中學、北京十一學校，以及所有改革的學校致以崇高的敬意：“那切切實實，足踏在地上，為著現在中國人的教育而改革奮斗者，我得引為同志，是自以為光榮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7年1月3日上海至成都的航班上